2004年2月，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带领一个报道小组，开启了一场全球之旅。第一站，来到了印度的班加罗尔，在那里的两周时间，他们考察拜访了当时正崭露头角的Infosys等IT企业，深度探访了班加罗尔几乎无处不在的唿叫中心。第二站是日本东京，与全球知名学者、咨询界传奇人物大前研一面谈。在大前研一的指引下，弗里德曼来到了中国大连，访问了那里众多的科研院校和广阔的软件园区。

随后，弗里德曼回到美国继续旅行，从科罗拉多、纽约到华盛顿，相继访问了捷蓝航空（Jet Blue）、麦当劳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企业，与各界人士见面交流，包括美国政府商务代表、股票经纪人、广播公司主持人、战略咨询师等不同角色，站在美国的视角由内而外看待这个不断翻滚、蒸腾的世界。

旅途中，印度Infosys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南丹.奈利卡尼（Nandan Nilekani）的一句话让弗里德曼终身难忘：“当今世界的竞技场已经被夷为平地”。弗里德曼为他的发现感到激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时刻：在这个平坦的世界上，人们将和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人相互竞争和合作，越来越多的人会发现他们能够找到合作对象和竞争对手。人们将地球上的各个知识中心统一到了一个单一的全球网络中，如果政治动荡和恐怖主义不从中作梗，这将是一个繁荣而充满创新的时代。

一年之后的2005年，弗里德曼的着作《世界是平的》一书出版，一时间风靡全球。“世界是平的”几乎成为了经济全球化的代名词，也成为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新一轮全球化浪潮的最佳写照。

20世纪八十年代开启的这一轮全球化中，得益于政府管制的放松、信息技术的发展，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构建、全球金融的大开放和资本流动加速，营造了全球经济的欣欣向荣和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的崛起。

跨国公司是这一轮全球化最大的推手和受益者，对于全球化的前景，当时的企业界充满乐观情绪。

2006年，时任IBM董事长兼CEO彭明盛在美国《外交事务》撰文，认为“国家边境对企业思考或实践的限制越来越小”，继而创造了一个新提法：“全球整合型企业”。

2007年，在一次针对《哈佛商业评论》读者的调查显示，大多数受访者对全球化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62%的参与者同意《世界是平的》一书中的说法：“公司现在正处于国际化、网络化的竞技场，能够实时进行研究合作；不受地理、距离限制，甚至在未来语言也不再是限制。”

在一片乐观的声浪之中，这一轮全球化的热潮达到了最高峰。商贸与通讯的全球流动将世界空前紧密地联通起来。1990年，全球跨境商品、服务与金融流动总值为5万亿美元，占当时全球GDP的24%。到2007年，即全球金融危机与大衰退的前夕，这一数字已飙升至30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53%。1985年至2007年期间，全球商品贸易增速约为全球GDP增速的两倍，足见贸易流通对全球经济的巨大拉动作用。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进而引发全球性的经济危机。金融市场遭受全面打击，全球资本市场的流动性出现严重不足，国际投资大幅跳水，全球经济进入低增长、甚至负增长期。

这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正是经济全球化的一道分水岭：危机爆发以后，发达国家的消费者需求急剧下降，跨境资本流动骤减，全球供应链缩短，全球贸易的活跃度大幅下降。2015年，全球跨境商品、服务与金融流动总值占全球GDP的比重由2007年的最高峰53%骤降至34%。

金融危机的另一个后果是全球一半以上的贸易流向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彼此之间的贸易增速全球最快，这在全球经济史上是前有未见的。10年内，中国经济规模翻了一番，而全球第一经济强国，美国的经济大约只增长了10%。

金融危机爆发后，一直被视为经济全球化的象征的美国，开始出现了“反全球化运动”。

2017年1月20日，美国第45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他的就职典礼上上，直接把美国出现的衰落迹象归咎于全球化和来自美国之外的竞争者。

大西洋的另一边。

2016年6月23日，英国公投以51.89%的赞成票选择脱离欧盟。2017年3月16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批准“脱欧”法案，授权时任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正式启动脱欧程序。2018年3月19日，欧盟与英国就2019年3月英国脱离欧盟后为期两年的过渡期条款达成广泛协议。

有观察家认为，英国脱欧的本质也是对这一轮全球化的收益和不均衡所提出的抗议。

2018年，汇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简世勋(Stehpen D. King)出版了《Grave New World》一书，中文版则选择了更具戏剧性的《世界不是平的》这一书名。简世勋提出了如下观点：

跨越世界的经济发展，并非必然发生，全球化很容易发生逆转。技术既能促进全球化，又能摧毁它。

经济发展减少了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但似乎加剧了国家内部的不平等。

帮助管理全球化进程的国际机构正在丧失其可信度，创建21世纪新的机构并不容易。

作者同时指出：全球化的版本不止一个，随着美国相对经济实力的下降，其他新兴超级大国将寻求符合自己利益、反应自身历史的方式来重塑周围的世界。

对于全球化的未来和命运，有的研究者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视角。

德国的“隐形冠军之父”赫尔曼.西蒙教授（Herman Simon）认为，“如果有谁认为现在全球化的程度已经很高了，那么他就错了。相反，全球化进程才刚刚开始，并且还会继续深入。”

美国学者劳伦斯.C.史密斯在其着作《2050的世界》中写道：“世界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初期阶段，而且今日的世界比我们所经历过的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全球化进程比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所有地区联合都更广泛、更复杂”。

作为对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跨国公司撤退》一文的回应，纽约大学全球战略教授潘卡吉.盖马沃特（Pankaj Ghemawat）在《哈佛商业评论》撰文：

“如果说10年前，全球商业领袖们认为世界变“平”了，跨国公司可以不受国界限制，很快占领全球经济的想法是过于乐观的话，当下认为全球化走到尽头的言论也是错误的。如今面对新保护主义的压力，所谓的全球化大倒退不过是一种过激反应。

将美国内部收入不平等的问题归咎于全球化的看法并不可取。多数研究表明，和全球化相比，技术进步和（美国）工会衰落，才是导致内部收入不平等的主因。”

“荷兰的贸易和GDP的比例是美国的6倍，如果这个国家都能维持更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美国责怪全球化造成自身更严重的不平等就讲不通了。”

盖马沃特教授用数据说话：基于DHL全球互联指数（该指数旨在追踪国际贸易、资本、信息和人口流动），从2015年开始，全球化进程减慢，但是并没有倒退，2016年同样如此。

“真正江河日下的是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共同舆论”。一份媒体分析显示，西方几大主流报刊关于“全球化”的报道-美国的《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以及英国的《伦敦时报》、《卫报》和《金融时报》均对全球化表达出负面情绪，2016年开始对全球化评分下跌。

关于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盖马沃特教授认为，西方企业全球化战略的3个关键要素“适应、聚集、套利”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当公司希望调整跨国差异，因地制宜时，应利用“适应”元素；希望形成跨境规模经济时，应利用“聚集”元素；希望从一国的低劳动成本或另一国的更优惠税收激励中获益时，应采用“套利”元素。

在保护主义抬头的世界里，公司运用这3种元素的方式可能会发生变化，但并没有根本性的颠覆。跨国公司要有更加精细的重新规划跨国战略、组织结构以及社会参与方式。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在《全球化的悖论》一书中指出：“当处于全球体系边缘的国家遭受危机时，我们指责他们的政策出了问题；当处于全球体系中心的国家遭遇危机时，我们怀疑是整个系统出了问题”。

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写道：“当世界变得平坦，并且你也感到这种压力时，你应该挖掘自己的潜力迎接挑战，而不是修建各种保护墙”。

令世界感到愕然的是，素以开放包容精神着称于世的美国，在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最先推行的举动之一就是不惜耗资数十亿美元在美墨边境建墙，为此不惜与国会参众两院展开多轮博弈，甚至采取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等行政手段：“我们会建设一个美丽、巨大、坚硬的墙”。

早在2000年4月，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就在联合国《千年报告》中指出，“很少有人、团体或者政府反对全球化本身。他们反对的是全球化带来的悬殊差异”。

从长期视角看，逆全球化也许只是全球化大潮中的“回头浪”，但从当下特定的时点来看，毫无疑问，全球化正处在十字路口上。

这个世界还是平的吗？

这个世界从未平坦过。

本文节选自知名国际业务实战专家、出海领航创始人 黄兆华先生所着【出海三部曲】第二部： 《出海•征途-解码中国企业全球化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