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时代变奏

以GE、日产、三星为代表的西方跨国公司正是第三次全球化浪潮时代的典型代表。它们的全球化历程和发展之道无疑有太多值得刚刚扬帆出海的中国企业反复潜心学习之处。

首先，全球化历程是一个大命题，不但取决于企业领袖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还取决于管理层和业务单元领导是否能够形成共识；不但取决于管理层的业务推动力度，还取决于企业员工观念转变的快慢，是内外部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其次，全球化不仅仅是如何在海外销售更多的产品，更重要的是如何以全球化经营为突破口，以全球最高标准推动变革，带动内部的经营管理迈上新台阶，进入世界级企业的行列。

这一过程也是一场深刻的变革过程，需要强力的自我革新。三星的全球化就是一场经典的变革管理，先后经历了激发危机意识、形成变革主体、设定变革目标、目标的内部有效传播、成员的授权、短期成果改善方案的摸索与执行、整体经营模式的变革、新经营模式的制度化等过程。

第三，无论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下，每个成功的全球化企业都有一个强力的核心领导者，这一点在GE、日产和三星身上都表露无疑。

GE的全球化经营在杰克韦尔奇的任内达到了巅峰，日产正是在卡洛斯.戈恩的强力管理下实现了扭亏为盈，雷诺-日产联盟成为全球汽车业一只不容忽视的强大力量；三星则是在李健熙的治下从一家韩国本土领先企业成为了真正的全球型领导企业。

三家企业的全球化经营的巅峰期都是在三位强力领导人的任上实现的，绝非偶然的现象。

这些领导者身上都具有如下特征：全球视野：经营的视角绝不仅仅限于本土市场，而是放在了全球的高度和维度，极大提升了企业的经营格局；高瞻远瞩，敢于为企业设立高远的目标；不畏挑战，面对市场竞争和内部变革的多重挑战，敢于坚持主见，有时甚至独断专行。

值得高度警醒的是，一度如日中天的GE、日产和三星近期都出现了重大危机。

2018年，GE的市值从2000年的峰值下跌了近80%。同年6月，曾经被沃伦.巴菲特赞誉为“美国商界象征”的GE被踢出了自己坚守百余年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2017/18两年期间，GE就更换了三任首席执行官，最新任命的人选是一位空降兵，这也打破了GE一百多年来一直从内部选拔CEO的传统。

手机产业是三星集团近10年崛起最重要的产业之一， 2011年，三星手机首次登顶全球市场占有率第一的宝座，在中国市场也一路高歌勐进，2013年，三星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接近20%，高居第一。

然而，2016年9月初，三星旗舰型手机Galaxy Note7出现了电池爆炸事件，三星随即停售并进行了全球召回，但却不包括中国市场。

三星手机业务的管理者似乎忘记了李健熙关于“企业每天都需要在市场上不断接受顾客的审判，所以必须重视顾客，敬畏顾客，倾听顾客的声音”的训诫，一直到10月中旬，产地在中国的Note7也接二连三地发生电池爆炸之后，才宣布在中国停售并召回。这一傲慢的行为和迟缓的举动，直接激怒了中国用户。

2016年下半年，韩国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同意美国在韩国境内部署“萨德”系统，由此引发了中国市场对韩国商品的强烈抵触情绪，三星手机自然也难以幸免。

短短5年时间，三星手机的中国市场占有率就从2013年的19.7%下降到2018年的不足1%，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失去了中国这一全球最大智能手机市场，三星的全球市场占有率第一的位置也岌岌可危。

另一起事件也打乱了内部的经营秩序。2017年1月12日，韩国负责调查前总统朴槿惠亲信干政门事件的独立检察组传唤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全面调查李在镕是否以向亲信门主角崔顺实方面行贿来谋取利益。

李在镕是李健熙之子，被视为最有可能担任下一任三星集团会长的人选。

2018年2月5日，李在镕二审因行贿案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零6个月，缓刑4年，并当庭释放。

日产和卡洛斯戈恩最近的遭遇最富戏剧性和悲剧色彩。2018年11月19日，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特搜部以涉嫌在日产有价证券报告中少记载约5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亿元）董事报酬、违反《金融商品交易法》为由，逮捕了现年64岁的董事长卡洛斯戈恩。3天后，日产董事会通过投票正式解雇了戈恩。损失了这位灵魂人物，日产-雷诺联盟将走向何方，当下无人知晓。

这三家世界级企业的全球化历程给中国企业带来了教科书般的经典案例。其中的成功经验当然值得深入学习，而盛极而衰的根本原因无疑更值得深度警醒。是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还是内部决策的重大失误、还是典型的超级领袖退休后的接班人难题？

本文节选自知名国际业务实战专家、出海领航创始人 黄兆华先生所着【出海三部曲】第二部： 《出海•征途-解码中国企业全球化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