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什么样的领域里，如金融、健康、天气或决策和商业等，我们必须建立一个体系保护自己，以防做出错误的决定。

——米歇尔•渥克

风险管理学者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的《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一书，让公众知晓了“黑天鹅”一词。

“黑天鹅”指的小概率而影响巨大的事件, 就像17世纪的欧洲人认为世界上的天鹅都是白的，直到澳大利亚黑天鹅的出现。随着第一只黑天鹅的出现，这个不可动摇的信念崩溃了。黑天鹅的存在寓意着不可预测的重大稀有事件，它在意料之外，却又改变着一切。人类总是过度相信经验，而不知道一只黑天鹅的出现就足以颠覆一切。

一般来说，“黑天鹅”事件满足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具有意外性。第二，产生重大影响。第三，虽然具有意外性，但人的本性促使我们在事后为它的发生编造理由，并且或多或少认为它是可解释和可预测的。

2017年，古根海姆学者奖获得者米歇尔·渥克撰写的《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又让世界认识了什么是“灰犀牛”。

与“黑天鹅”相比，“灰犀牛”指的是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是一种太过于普通以至于人们习以为常的风险。

灰犀牛体型笨重、反应迟缓，你能看见它在远处，却毫不在意，一旦它向你狂奔而来，定会让你猝不及防，直接被扑倒在地。它并不神秘，却更危险。

如今，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发展已经步入深水区。与国内相比，海外的投资活动风险因素更多，加之近期外部环境错综复杂，依稀可见的灰犀牛和不可预见的黑天鹅事件都有可能爆发，有效管控海外风险已经成为每个走出去企业必须直面的切实问题。

宏观风险

一、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是指所在国政治生态变化对企业在海外经营活动造成的风险。诱发政治风险的因素包括军事政变、体制转型、政权变更、政策调整、地区冲突、内战、民族和宗教纷争等。政治风险直接影响企业海外项目的整体安危，是各类风险中最具威胁、也是最难防范的。

由于政治风险破坏性极大，因而在开展对外投资时，具有政治风险的国家往往被“一票否决”，这也说明了为什么自美国对华发动贸易摩擦以来，中国对美投资已经连续两年出现断崖式下跌。

政治风险包括战略竞争风险、政策变动风险、歧视性干预风险以及制裁风险等。

二、经济风险

经济风险是指驻在国经济与市场体系脆弱，容易引起经济波动、物价不稳、汇率与利率大幅波动等不利局面，给企业带来经营的不确定性。

本世纪初，新兴市场的崛起是最令人瞩目的经济现象之一。2001年，美国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师吉姆·奥尼尔首次提出“金砖四国”这一概念。

然而，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受制于自身经济特点与发展模式的内在缺陷，以及国际经济政治体系结构的深刻影响，多个新兴国家陷入经济增长困境，汇率波动、外债高企等风险因素凸显。

新兴市场货币暴跌造成的危害极大，短期可能造成货币贬值，进口成本大大增加，购买力下降；中期可能出现导致资本市场动荡；长期可能造成资本大量外流，无力支付外债，出现流动性干涸，触发经济危机。

三、法律风险

中国企业境外开展经营和投资行为面临严峻的法律风险。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要求与法律制度各不相同，造成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面临较大的法律风险。中国企业在菲律宾、赞比亚以及加蓬等国家都出现过法律诉讼导致项目无法顺利推进的情况。

中国企业境外投资最常见的法律风险包括：不了解海外法律环境、缺乏深度尽职调查、避开境内主管部门的审批等。

四、安全风险

安全风险是指海外发生的社会治安动乱、罢工等事件，以及抢劫、绑架等暴力犯罪事件给驻外企业及其员工造成的风险与财产或人身损失。

恐怖主义风险是海外中资企业可能面临的一大风险要素。在部分地区特别是在西亚非洲等地区，不仅局势动荡, 同时还面临恐怖主义的巨大威胁。

“中巴经济走廊”作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在建设过程中却面临重重阻碍。该国某些恐怖组织公开反对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宣称中国掠夺该国资源。除了巴基斯坦内国外恐怖组织的威胁外，俾路支省和信德省的分离主义组织也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五、环保风险

环境保护的理念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深入人心。在复杂的国际形势和高涨的环保浪潮影响下环保法律风险比其他风险更容易吸引公众的注意和媒体的报道。一旦发生环保事件，公司会受到来自东道国政府、民众、非政府组织的多重压力，公司形象不可避免地严重受损。

业务风险

一、海外信用风险

2019年7月，长城汽车发布了一份公告，披露了5年前与俄罗斯代理商的一起商业纠纷。

2014年由于经济制裁，俄罗斯卢布贬值，自2014年10月份开始，俄罗斯经销商伊利托集团无法按时向长城汽车支付车款，涉及金额为人民币4844万美元(约3.32亿元人民币)，长城汽车于2015年10月提起诉讼，要求伊利托集团旗下IMS有限责任公司偿付应付款项。

早在2008年，长城汽车选择了俄罗斯当地汽车经销商“伊利托集团”作为合作伙伴，长城汽车负责进口供应汽车零部件，后者负责在俄罗斯本土组装和销售长城品牌汽车。有数据显示，伊利托为长城汽车累计销售了共计7.6万辆汽车。

2014年，长城汽车与伊利托集团的合作出现重大变故，长城汽车为了维护自身权益，向对方发起诉讼。

与经销商的纠纷没有让长城汽车从俄罗斯市场退却，从2014年开始，长城汽车在俄改变了业务模式，自主投资成立“哈弗汽车俄罗斯有限公司”，负责当地市场整车和汽车零部件的销售，以及售后服务。

2019年6月5日长城汽车俄罗斯图拉工厂建成投产，该项目总投资5亿美元，首款投产的车型哈弗F7已下线并在俄罗斯经销商进行销售，未来还将生产哈弗F7x、哈弗H9等车型。

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坚定地表示，长城汽车的全球化战略不会改变：“中国汽车企业不走国际化道路一定死在中国。”

二、知识产权风险

长期以来，知识产权风险是中国企业走向海外不容忽视的一大风险要素。

2008年3月德国汉诺威电子通讯展CeBIT上，共有51家中国企业被控专利侵权；2010年5月份，全球最大的工程机械展德国BAUMA展期间，某英国工程机械制造商突然发难，指控几家亚洲企业（包括中国和韩国企业）侵犯了他们的设计专利；2013年，基于某美国起重机制造商的申诉，美国外商投资委员会（CFIUS）宣布对三一重工在美销售的履带起重机产品发起“337调查”；2014年12月，爱立信在印度起诉小米专利侵权，要求禁止小米在印度销售，最后以小米支付专利费而和解。

中国企业面临的海外知识产权风险主要有以下几种：被控侵犯知识产权，遭受行政执法调查；遭遇知识产权壁垒；自身知识产权遭受侵害；跨境并购中的知识产权风险。

三、劳动用工风险

中国企业外派人员和海外雇佣人员不断增加，如何有效防范劳务风险，也是必须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劳动用工风险包括：东道国劳工配额和劳务政策的风险；东道国工会风险；罢工风险。

四、中国企业无序竞争的风险

在走出去的大潮中，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中国企业内部无序竞争的现象，值得警醒与反思。

在部分行业，国内市场的恶性竞争模式蔓延到了海外。在非洲、拉美、东南亚基础设施领域的电站、大坝以及公路和铁路等项目上，经常出现几家中国企业同时竞标，有的企业为了拿到订单，脱离成本实际不断降价，使中国企业蒙受损失。

由于历史原因，一些大型企业是由不同的企业合并而成，这是中国企业界独有的现象。在一部分这样的企业中，也面临着内部企业之间相互竞争的问题。

由于中车集团是由南车、北车合并而成，子企业较多，内部一度存在企业之间缺乏合力、全球资源配备不均衡，甚至相互间低价竞争的现象。

为了破解这个局面，2019年中国中车对旗下机车、客车、货车和城轨板块主机厂就海外市场进行划分，筛选出包括中车株洲所、四方股份、长客股份、唐山公司、大连机车等17家实力强、业绩好、海外市场经验丰富的的主机厂作为进军海外市场的主力军，有效化解了这一难题。

在当前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动荡不安的大背景之下，也出现了一些新型风险，值得中国企业高度警醒。

供应链风险

2018年6月8日， 从美国西雅图出发的“飞马峰号” （Peak Pegasus）货轮载着7万吨价值2000万美金的大豆，驶向目的港中国大连。“飞马峰号”的船东是摩根大通，船上挂着利比里亚国旗，船上的大豆属于阿姆斯特丹的农产品贸易公司，买家是中储粮，当前典型经济全球化象征的一个缩影。然而，由于中美贸易争端的爆发，7月9号到8月9号期间， “飞马峰号”不得不层层叠叠地在海上原地画圈，等待命运给它新的信号。

这是中美贸易摩擦中最富戏剧性的一个片段，也凸显了大环境变化之下的供应链风险。

产业链的一体化、供应链的相互交错、价值链各方面的利益融合，是推动全球化的重要动力，也将是抵御各种贸易摩擦的“杀手锏”。

过去几十年，供应链是全球化的核心机制，原材料、零部件在被纳入成品之前通过它穿过多条国境线。

全球化供应链的核心在于，多个企业通过‘协作生产’的方式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而供应链越长，也意味着时间和空间跨度越大，管理复杂性越高，也意味着更高的风险。

全球制造业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重构，并非因本次贸易争端而引起，但本次贸易摩擦带来的影响可能通过供应链传导给上下游企业，令其进程加速。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认为：“无论是否有贸易摩擦，中国都会在全球产业链中调整自身的位置。中美贸易摩擦只是加速了这个过程，同时带来了一些不确定性和风险。”

实际上，自2008年以来，以制造业迁移为特征的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的重构就已经启动， 大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加剧了中国产业转移的步伐。

如果长期持续下去，还将影响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决策布局，大幅提高中间品及产业链成本，加快部分产业链回迁与转移，从而引发全球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重构。

当前，全球产业链的大体格局是以北美和欧洲为主要市场，以中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国家为主要制造基地，以中东、南美、非洲、俄罗斯和澳大利亚等为主要资源供给地。

产业跨国转移难度大、时间长。对跨国公司而言，重置产业链的成本较高，不仅是关税问题，还要考虑物流成本、基础设施、供应链、配套产业的完善度和成熟度等等。在华跨国公司的生产投资、产业链条等等都在中国，短期内大规模撤出并不现实。同时，中国相对完备的产业配套体系，以及与全球价值链深度融合的地位短期内并不容易替代。然而，一旦贸易战持续数年，这种产业转移对于中国的影响无疑将是巨大的。从底线思维出发，不排除出现供应链“断链风险”甚至全面“脱钩”的风险，需要未雨绸缪，赢取应对时间和战略主动权。

应对新形势下的供应链风险，各行业、各企业应该仔细分析不同产业链的不同情况，具体分析不同的产业、不同的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相应制定应对策略。

首先，从全球价值链模式向全球价值链与国家价值链模式互动模式转变

从产业分工路径看，中国工业及制造业发展过去更多从属于全球产业分工模式下的全球价值链，而部分忽略了国内市场需求。在中美贸易冲突加剧，低成本、低价格的比较优势逐步丧失的竞争环境下，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全球产业格局，这也是减缓国际贸易冲突，提升中国制造业价值链的重要路径。

其次，加快进口替代，避免“断链”风险

进口替代不意味着放弃进口，更不意味着固步自封，它的优势体现在：一是能为本国工业发展创造温和的成长环境，形成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 二是改善本国的经济结构，增强经济增长的独立性; 三是提升本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加快工业化进程、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第三、构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价值链

从长远来看，中美贸易战将推动中国产业在全球布局的速度，重构“一带一路”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服务链。

中国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25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国，最大出口产品市场和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国，基于各国比较优势，将中国优势产能与优质资源与欧洲发达国家关键技术，以及“一带一路”其他国家的发展需求结合起来，通过相互扩大开放，和资源整合利用，构建新型产业分工体系，加快推动中国产业转移、促进国际产能合作，促使“一带一路”更多国家融入全球供应链网络体系之中。

第四、加快同其他经济体双边、诸边自由贸易协定

事实上，过去几十年来全球外部需求主要来自于发达经济体，如今随着新兴市场规模的扩大以及生产网络的演变，价值链正在重新配置。数据显示，过去十年中，中国对经合组织（OECD）发达经济体俱乐部以外国家的出口份额从43％上升到了48%。

因此，在升级已有各类FTA基础上，应加快推动RCEP、中日韩自贸区协定、中欧BIT谈判尽早达成并落地，并启动中欧FTA可行性研究，加快打造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框架，深度参与推动国际贸易和多边新秩序的建立，为未来赢得有利的发展空间。

本文节选自知名国际业务实战专家、出海领航创始人黄兆华先生所著【出海三部曲】第二部：《出海•征途-解码中国企业全球化之道》。